故土，是无论走出多远都仿佛从未离开的根，是疲惫时想要停靠的岸，是迷茫时想要找寻方向的灯。她柔软、包容、深沉，即便阔别数十年，依然一次次入梦。

“惯欠”沟：坡塘间的童年

“惯欠沟”是老家村东头一条自然形成的狭长沟壑。沟内有几十亩田地，村里人家或多或少都在其间种地。沟口连着村口，一面又长又陡的坡横在眼前。每到夏秋收种，架子车拉着粮食爬坡——前面的人弯腰与坡面平行才能使上劲，后面的人手扒紧车筐，脚尖蹬实，与拉车人步伐一致，才能一鼓作气从坡底冲到坡顶。

那时，每到夏秋收种，父亲都会赶回老家。有时麻绳将一捆一捆小麦高高扎在架子车上，有时沉甸甸的玉米穗装满车厢。年幼的我总会扒在架子车后面，使出浑身的劲帮父亲推车，总觉得多出一份力，父亲就能少受一份累。

坡侧是一方池塘，也是村里孩子们的乐园。春天，池塘周围粗壮的杨树最早吐绿，孩子们折下枝条拧一拧，扯下细枝条的嫩皮做成小哨子，吹得满沟吱吱作响。夏天，戏水的、抓知了的聚在一起，胆大的下水“狗刨”几圈，惹得一阵阵欢呼。

而我偏爱秋天傍晚的池塘。天色暗沉下来，白天浅且浑浊的水变得深不见底。藏了一天的青蛙纷纷跳上岸，鼓起一点点颤抖的肚皮放声的叫，那清脆地叫声响彻惯欠沟，也常常响彻在我的梦乡。

老厨房：烟火里的温柔

老家后院的房子是87年建起来的。那时关中农村刚刚兴起盖两层楼房，房子从初秋打地基到立冬才封顶。父亲因工作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，盖房子的重担便落在母亲肩上。

天未亮，母亲就开始烧火做饭。矮小暗沉的厨房里，她利落地忙活着。赶着工人来时，热腾腾的饭菜已摆在院子里的矮桌上。工队是附近的青壮劳力，他们摸黑出门，赶早过来吃了饭便上工了。

十几个人的一日三餐都靠母亲。年幼的我唯一能帮到的就是盛饭、收碗。碗筷传递间，总能听见工人称赞母亲利落和善，说她是他们遇到的最和善的主家——面条里舍得放油放菜，隔三岔五还能炒个菜、蒸一锅香喷喷的大米饭。在那个年代的关中农村，吃大米饭是奢侈的，村里人都是用小麦换几斤大米，存着等农忙时烧个甜的米汤罢了。

母亲对盖房唯一的要求，就是在楼房向阳一面盖厨房。锅台如何砌、案板放在哪、“灶王爷”的龛砌多高，她都在心里默默盘算了无数遍。新厨房建成后，母亲一点点添置锅碗瓢盆，连灶旁的柴火堆都码放得整整齐齐。记忆中，阳光透过锃亮的窗户，洒在她忙碌的围裙上，洒在咣当作响的擀面杖上，耀眼而踏实。

后来许多年，母亲离开了她最舒心的厨房，在城市中陪伴子女们上学、工作。待我们各自成家，她又辗转在我们小家的厨房里，摸索着孙子们的口味，做他们喜欢吃的饭菜。

去年夏天，我们决定将老家的厨房翻新。开工前母亲反复叮嘱：一定要保留灶台。用她的话说：“前锅炒菜煮面，后锅烧汤，做饭又快又畅快。”改造后的厨房南边是一套洋气的橱柜，煤气灶、烤箱等厨房电器一应俱全；北边保留着柴火大铁锅。这样“土洋结合”的厨房略显突兀，但母亲乐在其中，期待为偶尔能回家的子女和爱孙们燃起暖暖烟火。

戏台前：秦腔里的少年梦

从记事起，我就跟着大人串遍十里八村去看戏，看的是繁简皆可开场，人物忠奸分明、台上台下齐吼的秦腔。

盛夏烈日暴晒、蚊虫叮咬，冬天冷风吹得脸颊子生疼，都阻挡不住我看戏的脚步。秦腔的曲调时而轻快欢悦，时而悲戚苍凉，在空旷的平原上能传得很远很远。我尤其爱看夜戏——演员闪闪发光的头饰，绚丽的戏服，甚至是眼里闪烁的泪光，在灿若白昼的灯光下令人着迷。

每逢唱戏，我总往人群最前面挤，想看得更清、听得更细。那些风度翩翩的忠勇武生、活泼伶俐的花旦、滑稽憨实的丑角，无一不吸引着我。秦腔唱尽了家国仇恨、生离死别、儿女情长。不知何时起，在我心中燃起了学习秦腔的梦想。

母亲是支持我的，她攒钱买回一台录音机和一堆秦腔磁带，让我跟着自学。父亲知道后微怔无语。

童年虽已远逝，故土虽已久别，但那些或深或浅或甜或苦的记忆，时常会把我拉回那个留下无限回味的年代，拉回那片记忆初生的故土……